他经营的户外公司位于成都西郊的一处小区里。他不爱开车，总是骑一辆电动车从小区里穿过。“巴适！能准时回家吃饭哦！”门口的保安都有些羡慕这样的生活。

 

　　但他们或许不知道，这个面庞黝黑、身材精瘦、扎着辫子的男人，是个时常需直面生死的自由攀登者。

 

　　2018年，李宗利与搭档童海军成功登顶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，并凭借这一攀登入围了登山界的“奥斯卡”——金冰镐奖的评选。这也是自61年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（中国登山队前身）登顶贡嘎后，中国人第二次站在“蜀山之王”的顶峰。

 

　　近日，2019年金冰镐奖揭晓，李宗利和童海军的贡嘎攀登遗憾落选。对此，李宗利却说：“我完成了自己想完成的线路。拿奖也好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也好，那都是后来的事情，跟我们出发去登这个山的目的和动机已经是两回事了。”

 

　　从不靠运气攀登

 

　　对贡嘎的向往似乎无须用过多语言解释。

 

　　2014年，李宗利与父亲一同来到贡嘎山脚下，看到这座巨大三角形山体时，他便对父亲说：“我想去这个山。”

 

　　李宗利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。在他眼里，横断山区就如同自家的后花园：“不把自己家地盘上的环境搞清楚，作为一个登山人，我心里是过不去的。”

 

　　但鲜有人能真正摸清贡嘎山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“蜀山之王”的称号，源于其雄居横断山脉所有山脉之首的海拔，也源于其拒登山者于千里之外的性格。自1932年美国探险队首登之后，每隔几年便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对贡嘎发起挑战，但因线路高差大、天气多变、攀登周期短等原因，贡嘎山的攀登死亡率极高。最为出名的山难，恐怕就是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6名登顶队员中4人在下撤途中遇难，以及1981年8名日本登山者全部遇难的事故了。

 

　　“当你决定去爬这样一个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肯定承担了很大的风险。”李宗利说。

 

　　2016年，李宗利和团队首次尝试攀登贡嘎，在到达海拔6700米左右的高度时遭遇大风。风将帐篷直接挪了一个地方，再向外两米就是一千多米深的悬崖。下撤后，李宗利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：“当我认为我们的攀登更多靠运气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了。”

 

　　但他没有就此远离贡嘎山。他想把掌握在运气手中的攀登环节，一点一点争取到自己手中。

 

　　第一个问题是大风，李宗利和搭档跑去中山峰试验不同的解决方案，那里和贡嘎山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公里。他也研究了所有贡嘎山难中导致事故的核心因素，包括1957年中国登山者首登时的雪崩和滑坠。

 

　　贡嘎的攀登高差超过2000米，真正的攀登周期仅有3天，需要采用轻便、快速的攀登战略，也就是阿尔卑斯式的攀登。

 

　　这种攀登方式，以攀登者不携带额外补给、不铺设路绳、仅携带必要装备一鼓作气登顶为特征，与8000米级山峰常见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。很多人将李宗利视作中国阿式登山的代表人物，但李宗利反对这种简单的划分，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“自由攀登者”。在他眼里，任何形式的攀登都是为了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达到登顶目的，而他选择的山峰大多数恰恰需要他采用阿式攀登的策略。贡嘎山便是典型一例。

 

　　于是，他和搭档挑选不同的6000米级山峰训练体能，也极尽可能简化装备。再次上山之前，每件装备甚至零件的重量，都精确到克。

 

　　“其实我们登山这个人群和大众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们非常严谨，甚至对登山抱着一种苛刻的态度。”李宗利说。

 

　　直面生死挑战

 

　　严谨、苛刻，这与李宗利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同。

 

　　曾是专业摔跤运动员的他在竞技生涯里是暴脾气。近年来温和了许多，但说话时还是一副大嗓门。

 

　　“你别看他现在这样，到了山上，他比谁都冷静。”公司里的年轻登山向导们说。

 

　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登山运动天然就要与生死挑战相伴。

 

　　李宗利遇过险。那是2013年在博格达3峰，他在75度的雪坡上滑坠，向下摔了600多米，差不多200多层楼。

 

　　“我身上所有铁的东西全摔碎了。”李宗利说，等救援队到时，发现他右肺部受挫，右膝盖韧带拉伤，双脚麻木，左臂严重擦伤……

 

　　博格达翌年，又有噩耗。被李宗利视作知己的登山者柳志雄登顶幺妹峰后于下撤途中遇难，这让李宗利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痛苦。

 

　　他去探望柳志雄的家人，却获得了预料之外的触动。

 

　　“小柳的爸爸一直不支持他登山，他以前只要一回家就要吵架。”李宗利说。

 

　　小柳去世后，他爸爸开始去了解儿子生前所热爱的事业。“他爸爸才知道自己儿子在国内年轻登山者中的声望和影响力，才开始觉得，他的生命比身边那些要靠父母帮助的同龄人要灿烂得多，尽管很短暂。”

 

　　这让李宗利回想起更早时候他所经历的山峰上的死亡。2009年，他参与爱德嘉峰山难救援，尔后前往美国与一名遇难登山者的母亲会面。为了了解儿子生前到底在做什么，这位母亲也踏上了登山之路。见到李宗利时，这位从雪山归来的母亲告诉他说，她觉得儿子选择了一份非常棒的职业，她理解了儿子所走过的路。

 

　　“死亡是很令人悲痛的事情。”时至今日，李宗利讲起往事还会哽咽，“总会有一些人去突破极限，这是登山吸引人的地方。而把控不好这种极限，悲剧可能就发生了。”

 

　　或许极限登山的死亡永远无法完全避免，生者心中的伤痕也不可能完全愈合。但李宗利觉得，登山者自身做到严谨、负责，以及在登山者、家人和社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，有助于传播一种积极的登山精神。

 

　　“一开始我的家人也不支持我登山，但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给他们的都是好的一面。这种对生活的热情，对妻子的爱情，对家人的感情，对身边事物的热爱，他们都看得到。”李宗利说。

 

　　登山代表人类的精神

 

　　5年前，当他与父亲共同仰望“蜀山之王”时，他问父亲：“你知道‘我想去’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能意味着有一半的几率回不来了。”父亲只是说：“你想去就去吧。”

 

　　2018年10月，在解决了他们认为能够解决的所有技术问题之后，李宗利和童海军重返贡嘎山，并成功登顶。但在下撤途中，他们在海拔6800米处迷路，李宗利还出现了短暂性失明。那一夜，他们在一块石头后面挨过了狂风暴雪。

 

　　“恐惧？没有。”李宗利说，即便失明，凭着童海军的实力和两人的体能，他们仍然能够安全返回，“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攀登者后，你的思想里面就不会给恐惧、惊慌这样的情绪留空间，因为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”

 

　　他不会特别想到家人：“登山本身需要你极高的专注度，专注度被侵蚀的状态下反而更危险。”

 

　　甚至连危急情况下出现的幻觉，都在帮助他们求生。当时，李宗利和童海军都觉得自己身边还有另外的登山者，不断提醒着自己应当注意的事项，“就像你的妈妈会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做。”

 

　　2019年8月，李宗利完成了另一项重返。他与康华、迪力夏提成功登顶博格达3峰，完成了他六年前滑坠600米的那条线路。

 

　　“就像是一个约定。”李宗利说，“人的本性里就有不服输这样一个品格。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突破自我的事情，经历的失败就会很多。但内心的结，一定要去解。”

 

　　在他眼中，不论业余爱好者尝试的商业登山，还是他和同伴们所涉足的探险性攀登，登山都更像是一场精神洗礼。

 

　　“人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，以及突破、超越自我的本性。”李宗利说，“我一直都说登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，至于我们爬什么样的线路、应用什么样的装备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是人类的一种精神。”

 

　　采访一直进行到午饭时分，李宗利回家迟了。他的父母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他们的工作室。李宗利的女儿今年8岁，也会有模有样地在公司的岩壁上攀爬。

 

　　“他们来看看什么采访这么重要，因为一般我都会准时回家。”李宗利说，“他们知道我会准时回家。”